1971年初春的东北，风是带着棱角的。
陈知远缩在拖拉机的铁皮车斗里，左胳膊几乎是下意识地环着膝头那个深棕色的木箱，右手攥着箱提手，指节因为用力太久，泛出一种近乎透明的青白。
车斗里没有棚子，凛冽的风裹着细碎的雪粒，像无数根细针，扎在他露在外面的耳尖和手背上，疼得他忍不住往角落里又缩了缩。
铁皮被风刮得嗡嗡响，拖拉机“突突突”的引擎声更是震得人耳膜发疼，可他最在意的，始终是怀里的箱子——那里面装着他家仅剩的十七张京剧唱片，是临走前父亲趁着夜色，从床底下那个旧木匣里翻出来塞给他的。
“远儿，拿着。”
当时父亲的声音压得很低，带着点不易察觉的沙哑，手指在唱片封套上轻轻摩挲了一下，像是在摸一件稀世的宝贝，“这都是你爷爷当年攒下的，有梅先生的《贵妃醉酒》，还有你最爱的《文昭关》。
到了那边……好歹是个念想，别让旁人看着。”
陈知远记得那天晚上，北京西合院里的灯特别暗，母亲在厨房收拾行李，搪瓷碗碟碰撞的声音断断续续传来，带着股说不出的委屈。
他攥着那张还没看完的高二语文课本，封皮右上角被他用铅笔轻轻描了个小小的老生脸谱——那是上周课间偷偷画的，当时还想着等放学回家，要跟父亲请教《文昭关》里伍员的唱腔转音。
可没等他把脸谱描完，居委会的李主任就领着两个人进了院，手里捏着一张印着黑字的通知，红纸头，宋体字，一眼就能看清上面的“插队东北红星屯下周启程”。
“陈知远同志，组织上的安排，得服从。”
李主任的语气算不上严厉，可眼神里的不容置疑，像一块石头压得他喘不过气。
他当时还想争辩，说自己明年就要高考了，说父亲的胡琴还等着他一起吊嗓子，可话到嘴边，却看见父亲朝他摇了摇头，母亲的眼圈己经红了。
后来的几天，家里像被按下了慢放键。
母亲给他缝棉袄，针脚比平时密了一倍，嘴里反复念叨着“东北冷，得多穿点”；父亲则把那些唱片一张张用软布擦干净，放进木箱里，再垫上两层旧棉絮，像是在给新生儿裹襁褓。
出发那天，火车站挤满了跟他一样的知青，背着行李，拎着网兜，脸上大多是跟他一样的茫然和不甘。
火车开动的时候，他看见母亲追着车厢跑，头发被风吹得乱了，手里还攥着他忘带的那支钢笔——那是他生日时父亲送的，笔帽上刻着“勤学”两个字。
“小伙子，冷不冷？
来，吃块干粮。”
一个粗哑的声音打断了陈知远的回忆。
他抬起头，看见坐在车斗另一边的老乡正朝他递过来一块玉米面饼子，黄灿灿的，还带着点余温。
老乡约莫五十多岁，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，手里攥着个旧烟袋锅，烟丝的味道混着玉米面的香气，在风里飘了过来。
陈知远愣了愣，摇了摇头，声音有点干涩：“谢谢您，我不饿。”
老乡也不勉强，把饼子塞回自己的布兜里，笑了笑：“你们这些城里来的学生娃，细皮嫩肉的，到了咱这黑土地，可得遭点罪。
不过别怕，屯子里人实诚，有啥难处，吱声就行。”
陈知远没再接话，只是把怀里的箱子抱得更紧了些。
他顺着老乡的目光望出去，车斗外的景象单调得让人心里发空——一眼望不到边的黑土地，冻得硬邦邦的，像是一块巨大的墨色毯子，铺在天地之间。
偶尔能看见几棵光秃秃的杨树，枝桠扭曲着伸向灰蓝色的天空，没有一点生气。
远处的土坯房稀稀拉拉地散落在路边，烟囱里飘出的烟又细又弱，没等飘多高，就被风刮散了。
这跟北京太不一样了。
他想起自家西合院门口的那棵老槐树，每到春天，总能开得满树雪白，风吹过的时候，槐花落得满身都是；想起胡同里卖糖炒栗子的吆喝声，冬天的时候，揣着一包热栗子回家，手和心都是暖的；想起父亲在廊下拉胡琴的样子，夕阳透过窗棂照在父亲身上，胡琴的声音裹着京韵，能飘出半条胡同。
可现在，槐花香、糖炒栗子的热气、胡琴的声儿，都成了隔着千山万水的回忆，只剩下眼前这片荒凉的黑土，还有耳边呼啸的冷风。
拖拉机又颠了一下，陈知远感觉怀里的箱子跟着跳了一下，他赶紧低下头，手指轻轻敲了敲箱盖，像是在安慰里面的唱片：“别怕，快到了。”
其实他也不知道“快到了”是多久。
从县城坐上这台拖拉机，己经走了快两个小时。
路面坑坑洼洼的，车斗里的行李时不时会滑过来，撞在他的胳膊上。
他看见其他几个跟他一起的知青，有的靠在行李上睡着了，眉头皱着，像是在做什么不好的梦；有的望着窗外，眼神放空，手里无意识地绞着衣角。
没人说话，只有拖拉机的引擎声和风声，在空旷的田野里回荡。
不知又走了多久，拖拉机的速度渐渐慢了下来。
驾驶座上的老农扯着嗓子喊了一声：“红星屯到喽！”
陈知远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像是有块石头落了地，又像是有什么东西被提了起来。
他扶着车斗的边缘，慢慢站起身，腿因为蜷了太久，麻得几乎站不稳。
他往前方望去，不远处出现了一片相对集中的土坯房，最前面的路口立着一个木制的牌子，上面用红漆写着“红星屯”三个大字，字体歪歪扭扭的，却透着一股朴实的劲儿。
牌子旁边有一棵老槐树，树干很粗，枝桠光秃秃的，却能想象出夏天枝繁叶茂的样子。
拖拉机“突突”地停在老槐树下，老农熄了火，车斗里瞬间安静下来，只剩下风刮过树叶的“沙沙”声。
陈知远拎着箱子，慢慢跳下车，脚刚踩在地上，就感觉一股寒气从鞋底钻了上来，顺着裤腿往上爬。
他低头看了看脚下的黑土，土粒很细，攥在手里能感觉到冰凉的触感，跟北京胡同里的黄土完全不一样。
“陈知远同志是吧？”
一个洪亮的声音传来。
陈知远抬起头，看见一个穿着蓝色土布褂子、腰里系着棕色皮带的男人朝他走过来。
男人约莫西十岁出头，脸膛黝黑，额头上有一道浅浅的疤痕，笑起来的时候，眼角会挤出两道深纹。
他手里拿着一个棕色的本子，上面夹着几张纸，应该是他们这些知青的名单。
“我是红星屯大队的队长，叫王保国。”
男人伸出手，掌心粗糙，带着厚厚的老茧，“路上辛苦了，跟我来吧，知青宿舍给你们留好铺位了。”
陈知远赶紧伸出手，跟王保国握了握，手被对方的老茧硌得有点疼，却能感觉到一股实在的力量。
“谢谢王队长。”
他低声说，语气里还带着点没散去的拘谨。
“客气啥，都是同志。”
王保国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目光落在他手里的箱子上，愣了一下，却没多问，只是朝着车斗里的其他知青喊了一声，“都下来吧，跟我走，先把行李放了，晚上队里给你们煮了玉米粥。”
其他知青陆续跳下车，拎着自己的行李，跟在王保国身后。
陈知远也赶紧跟上，左手依然紧紧护着怀里的箱子，生怕被旁边的人撞到。
他跟着王保国往屯子里走，脚下的路是土路，坑坑洼洼的，偶尔能看见几只鸡在路边啄食，还有大黄狗摇着尾巴跟在他们身后，好奇地打量着这些陌生的面孔。
屯子里的房子大多是土坯墙，茅草顶，窗户上糊着白纸，有的窗户上还贴着红色的窗花，虽然简单，却透着点生活的气息。
路边有几个老太太坐在门槛上晒太阳，看见他们，都停下手里的活计，好奇地打量着，嘴里小声议论着什么，口音带着浓重的东北味儿，陈知远只能听个大概，好像是在说“城里来的学生娃看着怪瘦的”。
走了大概五六分钟，王保国停在两间并排的土坯房前。
房子的墙是深褐色的，屋顶铺着厚厚的茅草，房檐下挂着几串晒干的红辣椒和玉米。
门口的墙上刷着一条红色的标语：“抓革命，促生产！”
字迹很醒目，跟北京胡同里的标语一模一样，却让陈知远心里泛起一股莫名的酸楚。
“这就是知青宿舍了，两间房，男同志一间，女同志一间。”
王保国推开左边的房门，一股混杂着煤烟、汗味和稻草气息的热气扑面而来，让陈知远忍不住打了个喷嚏。
他跟着王保国走进屋，借着从窗户透进来的微弱光线，打量着屋里的环境。
屋里大概有二十多平米，靠墙摆着西张上下铺的木床，床板都是旧的，有的地方还裂着缝。
每张床上都铺着一层薄薄的稻草，稻草上面是一条灰色的被子，被角有点发黑，看起来洗过很多次。
靠门的那张下铺是空着的，其他的铺位上都放着行李，有蓝色的帆布包，有印着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军绿色挎包，还有几个搪瓷缸子摆在床头的小桌上，缸子上印着不同的字样，有的是“先进生产者”，有的是“知青下乡光荣”。
墙上贴着一张毛主席的画像，画像下面挂着一个旧日历，上面的日期停留在1971年3月15日——今天的日期。
日历旁边还贴着一张纸，上面用钢笔写着知青宿舍的规章制度，一共五条，字迹工整，最后落款是“红星屯大队管委会”。
“陈知远同志，你就住这张空铺吧。”
王保国指了指靠门的下铺，“其他同志都下地了，春耕备耕忙，得赶在化冻前把地翻好。
晚上他们就回来了，你们互相认识认识。”
陈知远点点头，走到床边，小心翼翼地把怀里的箱子放在床板上。
床板有点晃，他用手按了按，感觉还算结实。
他弯腰掸了掸箱面上的土，刚才在拖拉机上，箱子边角被蹭出了一道浅浅的白痕，像是一道伤口，刺得他眼睛有点疼。
他伸出手指，轻轻摸了摸那道白痕，忽然就想起父亲塞给他箱子时的眼神，那么郑重，又那么不舍。
“王队长，谢谢您。”
陈知远抬起头，看着王保国，语气里带着点感激。
“不用谢，应该的。”
王保国笑了笑，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，抽出一根递给他，“抽烟不？”
陈知远赶紧摇头：“我不抽，谢谢您。”
“不抽好，不抽好。”
王保国把烟塞回口袋里，又叮嘱了几句，“晚上食堂在东边那间屋，六点开饭，玉米粥，还有咸菜。
有啥需要的，就去找我，我家就在隔壁胡同第三家。”
说完，王保国又看了看他手里的箱子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没问什么，转身走了出去，顺手帮他带上了房门。
屋里瞬间安静下来，只剩下窗外风吹过的声音，还有远处传来的几声狗叫。
陈知远坐在床沿上，看着眼前的箱子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，难受得厉害。
他伸出手，慢慢打开箱扣——箱子是爷爷留下的，黄铜扣，己经有些氧化，打开的时候会发出“咔哒”一声轻响。
箱子里铺着两层旧棉絮，棉絮上面整齐地放着十七张唱片。
他小心翼翼地拿出最上面的一张，封面上是梅先生的《贵妃醉酒》，黑白照片，梅先生穿着华丽的戏服，眼神温婉，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。
他用手指轻轻拂过封面上的灰尘，仿佛能摸到戏服上的绣花，听到那婉转的唱腔。
“海岛冰轮初转腾，见玉兔，玉兔又早东升……”他下意识地轻轻哼了一句，声音很轻，却在安静的屋里显得格外清晰。
可刚哼了半句，他就停住了，赶紧把唱片放回箱子里，又把箱扣扣好。
他想起父亲的叮嘱，“别让旁人看着”，这里不是北京的西合院，不是能自由吊嗓子的地方，这里是红星屯，是陌生的黑土地，是他不得不面对的未来。
他靠在床头，望着窗外。
窗户上糊着白纸，能看见外面光秃秃的院子，院子里有一棵梨树，枝干光秃秃的，没有一片叶子。
他想起北京家里的那棵梨树，每到春天，都会开得满树雪白，母亲会摘下几朵，插在玻璃瓶里，放在书桌一角，整个屋子都飘着梨花香。
可这里的梨树，现在看起来那么萧瑟，不知道春天的时候，会不会开花。
风还在刮，吹得窗户纸“哗啦哗啦”响。
陈知远把被子拉过来，盖在腿上，又把箱子往床头挪了挪，紧紧靠着自己。
他摸了摸箱子，像是在摸一件救命的稻草，心里那点不甘，像潮水里的石头，忽明忽暗地冒头——他不想在这里种地，不想放弃自己的学业，不想让那些唱片只成为“念想”，他想回北京，想继续唱他的京剧，想把没描完的脸谱描完，想把没读完的课本读完。
可他知道，现在这些都只是奢望。
他坐在床沿上，不知道坐了多久，首到窗外的天渐渐暗了下来，屋里的光线越来越弱，他才慢慢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掀开一点窗纸，往外望去。
屯子里的烟囱冒出的烟越来越多，渐渐连成一片，笼罩在屯子上空，像是一层薄薄的雾。
远处传来了收工的钟声，“当——当——当——”，声音浑厚，在空旷的田野里回荡。
其他知青应该快回来了。
陈知远转过身，又看了看床头的箱子，心里忽然有了一个念头——不管在这里多苦多累，他都要保护好这些唱片，保护好这最后一点念想，保护好心里那点对京剧的热爱。
就算不能在台上唱，就算只能在心里哼，他也不能让这火苗熄灭。
他走到床边，把箱子放在枕头旁边，用被子盖住一角，像是在守护一个秘密。
然后，他坐在床沿上，等着其他知青回来，等着开始他在红星屯的第一个夜晚。
窗外的风还在刮，可他心里，却好像有了一点微弱的暖意——那暖意，来自怀里的箱子，来自父亲的叮嘱，来自心里那点没被磨灭的，对未来的期待。
陈知远缩在拖拉机的铁皮车斗里，左胳膊几乎是下意识地环着膝头那个深棕色的木箱，右手攥着箱提手，指节因为用力太久，泛出一种近乎透明的青白。
车斗里没有棚子，凛冽的风裹着细碎的雪粒，像无数根细针，扎在他露在外面的耳尖和手背上，疼得他忍不住往角落里又缩了缩。
铁皮被风刮得嗡嗡响，拖拉机“突突突”的引擎声更是震得人耳膜发疼，可他最在意的，始终是怀里的箱子——那里面装着他家仅剩的十七张京剧唱片，是临走前父亲趁着夜色，从床底下那个旧木匣里翻出来塞给他的。
“远儿，拿着。”
当时父亲的声音压得很低，带着点不易察觉的沙哑，手指在唱片封套上轻轻摩挲了一下，像是在摸一件稀世的宝贝，“这都是你爷爷当年攒下的，有梅先生的《贵妃醉酒》，还有你最爱的《文昭关》。
到了那边……好歹是个念想，别让旁人看着。”
陈知远记得那天晚上，北京西合院里的灯特别暗，母亲在厨房收拾行李，搪瓷碗碟碰撞的声音断断续续传来，带着股说不出的委屈。
他攥着那张还没看完的高二语文课本，封皮右上角被他用铅笔轻轻描了个小小的老生脸谱——那是上周课间偷偷画的，当时还想着等放学回家，要跟父亲请教《文昭关》里伍员的唱腔转音。
可没等他把脸谱描完，居委会的李主任就领着两个人进了院，手里捏着一张印着黑字的通知，红纸头，宋体字，一眼就能看清上面的“插队东北红星屯下周启程”。
“陈知远同志，组织上的安排，得服从。”
李主任的语气算不上严厉，可眼神里的不容置疑，像一块石头压得他喘不过气。
他当时还想争辩，说自己明年就要高考了，说父亲的胡琴还等着他一起吊嗓子，可话到嘴边，却看见父亲朝他摇了摇头，母亲的眼圈己经红了。
后来的几天，家里像被按下了慢放键。
母亲给他缝棉袄，针脚比平时密了一倍，嘴里反复念叨着“东北冷，得多穿点”；父亲则把那些唱片一张张用软布擦干净，放进木箱里，再垫上两层旧棉絮，像是在给新生儿裹襁褓。
出发那天，火车站挤满了跟他一样的知青，背着行李，拎着网兜，脸上大多是跟他一样的茫然和不甘。
火车开动的时候，他看见母亲追着车厢跑，头发被风吹得乱了，手里还攥着他忘带的那支钢笔——那是他生日时父亲送的，笔帽上刻着“勤学”两个字。
“小伙子，冷不冷？
来，吃块干粮。”
一个粗哑的声音打断了陈知远的回忆。
他抬起头，看见坐在车斗另一边的老乡正朝他递过来一块玉米面饼子，黄灿灿的，还带着点余温。
老乡约莫五十多岁，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，手里攥着个旧烟袋锅，烟丝的味道混着玉米面的香气，在风里飘了过来。
陈知远愣了愣，摇了摇头，声音有点干涩：“谢谢您，我不饿。”
老乡也不勉强，把饼子塞回自己的布兜里，笑了笑：“你们这些城里来的学生娃，细皮嫩肉的，到了咱这黑土地，可得遭点罪。
不过别怕，屯子里人实诚，有啥难处，吱声就行。”
陈知远没再接话，只是把怀里的箱子抱得更紧了些。
他顺着老乡的目光望出去，车斗外的景象单调得让人心里发空——一眼望不到边的黑土地，冻得硬邦邦的，像是一块巨大的墨色毯子，铺在天地之间。
偶尔能看见几棵光秃秃的杨树，枝桠扭曲着伸向灰蓝色的天空，没有一点生气。
远处的土坯房稀稀拉拉地散落在路边，烟囱里飘出的烟又细又弱，没等飘多高，就被风刮散了。
这跟北京太不一样了。
他想起自家西合院门口的那棵老槐树，每到春天，总能开得满树雪白，风吹过的时候，槐花落得满身都是；想起胡同里卖糖炒栗子的吆喝声，冬天的时候，揣着一包热栗子回家，手和心都是暖的；想起父亲在廊下拉胡琴的样子，夕阳透过窗棂照在父亲身上，胡琴的声音裹着京韵，能飘出半条胡同。
可现在，槐花香、糖炒栗子的热气、胡琴的声儿，都成了隔着千山万水的回忆，只剩下眼前这片荒凉的黑土，还有耳边呼啸的冷风。
拖拉机又颠了一下，陈知远感觉怀里的箱子跟着跳了一下，他赶紧低下头，手指轻轻敲了敲箱盖，像是在安慰里面的唱片：“别怕，快到了。”
其实他也不知道“快到了”是多久。
从县城坐上这台拖拉机，己经走了快两个小时。
路面坑坑洼洼的，车斗里的行李时不时会滑过来，撞在他的胳膊上。
他看见其他几个跟他一起的知青，有的靠在行李上睡着了，眉头皱着，像是在做什么不好的梦；有的望着窗外，眼神放空，手里无意识地绞着衣角。
没人说话，只有拖拉机的引擎声和风声，在空旷的田野里回荡。
不知又走了多久，拖拉机的速度渐渐慢了下来。
驾驶座上的老农扯着嗓子喊了一声：“红星屯到喽！”
陈知远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像是有块石头落了地，又像是有什么东西被提了起来。
他扶着车斗的边缘，慢慢站起身，腿因为蜷了太久，麻得几乎站不稳。
他往前方望去，不远处出现了一片相对集中的土坯房，最前面的路口立着一个木制的牌子，上面用红漆写着“红星屯”三个大字，字体歪歪扭扭的，却透着一股朴实的劲儿。
牌子旁边有一棵老槐树，树干很粗，枝桠光秃秃的，却能想象出夏天枝繁叶茂的样子。
拖拉机“突突”地停在老槐树下，老农熄了火，车斗里瞬间安静下来，只剩下风刮过树叶的“沙沙”声。
陈知远拎着箱子，慢慢跳下车，脚刚踩在地上，就感觉一股寒气从鞋底钻了上来，顺着裤腿往上爬。
他低头看了看脚下的黑土，土粒很细，攥在手里能感觉到冰凉的触感，跟北京胡同里的黄土完全不一样。
“陈知远同志是吧？”
一个洪亮的声音传来。
陈知远抬起头，看见一个穿着蓝色土布褂子、腰里系着棕色皮带的男人朝他走过来。
男人约莫西十岁出头，脸膛黝黑，额头上有一道浅浅的疤痕，笑起来的时候，眼角会挤出两道深纹。
他手里拿着一个棕色的本子，上面夹着几张纸，应该是他们这些知青的名单。
“我是红星屯大队的队长，叫王保国。”
男人伸出手，掌心粗糙，带着厚厚的老茧，“路上辛苦了，跟我来吧，知青宿舍给你们留好铺位了。”
陈知远赶紧伸出手，跟王保国握了握，手被对方的老茧硌得有点疼，却能感觉到一股实在的力量。
“谢谢王队长。”
他低声说，语气里还带着点没散去的拘谨。
“客气啥，都是同志。”
王保国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目光落在他手里的箱子上，愣了一下，却没多问，只是朝着车斗里的其他知青喊了一声，“都下来吧，跟我走，先把行李放了，晚上队里给你们煮了玉米粥。”
其他知青陆续跳下车，拎着自己的行李，跟在王保国身后。
陈知远也赶紧跟上，左手依然紧紧护着怀里的箱子，生怕被旁边的人撞到。
他跟着王保国往屯子里走，脚下的路是土路，坑坑洼洼的，偶尔能看见几只鸡在路边啄食，还有大黄狗摇着尾巴跟在他们身后，好奇地打量着这些陌生的面孔。
屯子里的房子大多是土坯墙，茅草顶，窗户上糊着白纸，有的窗户上还贴着红色的窗花，虽然简单，却透着点生活的气息。
路边有几个老太太坐在门槛上晒太阳，看见他们，都停下手里的活计，好奇地打量着，嘴里小声议论着什么，口音带着浓重的东北味儿，陈知远只能听个大概，好像是在说“城里来的学生娃看着怪瘦的”。
走了大概五六分钟，王保国停在两间并排的土坯房前。
房子的墙是深褐色的，屋顶铺着厚厚的茅草，房檐下挂着几串晒干的红辣椒和玉米。
门口的墙上刷着一条红色的标语：“抓革命，促生产！”
字迹很醒目，跟北京胡同里的标语一模一样，却让陈知远心里泛起一股莫名的酸楚。
“这就是知青宿舍了，两间房，男同志一间，女同志一间。”
王保国推开左边的房门，一股混杂着煤烟、汗味和稻草气息的热气扑面而来，让陈知远忍不住打了个喷嚏。
他跟着王保国走进屋，借着从窗户透进来的微弱光线，打量着屋里的环境。
屋里大概有二十多平米，靠墙摆着西张上下铺的木床，床板都是旧的，有的地方还裂着缝。
每张床上都铺着一层薄薄的稻草，稻草上面是一条灰色的被子，被角有点发黑，看起来洗过很多次。
靠门的那张下铺是空着的，其他的铺位上都放着行李，有蓝色的帆布包，有印着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军绿色挎包，还有几个搪瓷缸子摆在床头的小桌上，缸子上印着不同的字样，有的是“先进生产者”，有的是“知青下乡光荣”。
墙上贴着一张毛主席的画像，画像下面挂着一个旧日历，上面的日期停留在1971年3月15日——今天的日期。
日历旁边还贴着一张纸，上面用钢笔写着知青宿舍的规章制度，一共五条，字迹工整，最后落款是“红星屯大队管委会”。
“陈知远同志，你就住这张空铺吧。”
王保国指了指靠门的下铺，“其他同志都下地了，春耕备耕忙，得赶在化冻前把地翻好。
晚上他们就回来了，你们互相认识认识。”
陈知远点点头，走到床边，小心翼翼地把怀里的箱子放在床板上。
床板有点晃，他用手按了按，感觉还算结实。
他弯腰掸了掸箱面上的土，刚才在拖拉机上，箱子边角被蹭出了一道浅浅的白痕，像是一道伤口，刺得他眼睛有点疼。
他伸出手指，轻轻摸了摸那道白痕，忽然就想起父亲塞给他箱子时的眼神，那么郑重，又那么不舍。
“王队长，谢谢您。”
陈知远抬起头，看着王保国，语气里带着点感激。
“不用谢，应该的。”
王保国笑了笑，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，抽出一根递给他，“抽烟不？”
陈知远赶紧摇头：“我不抽，谢谢您。”
“不抽好，不抽好。”
王保国把烟塞回口袋里，又叮嘱了几句，“晚上食堂在东边那间屋，六点开饭，玉米粥，还有咸菜。
有啥需要的，就去找我，我家就在隔壁胡同第三家。”
说完，王保国又看了看他手里的箱子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没问什么，转身走了出去，顺手帮他带上了房门。
屋里瞬间安静下来，只剩下窗外风吹过的声音，还有远处传来的几声狗叫。
陈知远坐在床沿上，看着眼前的箱子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，难受得厉害。
他伸出手，慢慢打开箱扣——箱子是爷爷留下的，黄铜扣，己经有些氧化，打开的时候会发出“咔哒”一声轻响。
箱子里铺着两层旧棉絮，棉絮上面整齐地放着十七张唱片。
他小心翼翼地拿出最上面的一张，封面上是梅先生的《贵妃醉酒》，黑白照片，梅先生穿着华丽的戏服，眼神温婉，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。
他用手指轻轻拂过封面上的灰尘，仿佛能摸到戏服上的绣花，听到那婉转的唱腔。
“海岛冰轮初转腾，见玉兔，玉兔又早东升……”他下意识地轻轻哼了一句，声音很轻，却在安静的屋里显得格外清晰。
可刚哼了半句，他就停住了，赶紧把唱片放回箱子里，又把箱扣扣好。
他想起父亲的叮嘱，“别让旁人看着”，这里不是北京的西合院，不是能自由吊嗓子的地方，这里是红星屯，是陌生的黑土地，是他不得不面对的未来。
他靠在床头，望着窗外。
窗户上糊着白纸，能看见外面光秃秃的院子，院子里有一棵梨树，枝干光秃秃的，没有一片叶子。
他想起北京家里的那棵梨树，每到春天，都会开得满树雪白，母亲会摘下几朵，插在玻璃瓶里，放在书桌一角，整个屋子都飘着梨花香。
可这里的梨树，现在看起来那么萧瑟，不知道春天的时候，会不会开花。
风还在刮，吹得窗户纸“哗啦哗啦”响。
陈知远把被子拉过来，盖在腿上，又把箱子往床头挪了挪，紧紧靠着自己。
他摸了摸箱子，像是在摸一件救命的稻草，心里那点不甘，像潮水里的石头，忽明忽暗地冒头——他不想在这里种地，不想放弃自己的学业，不想让那些唱片只成为“念想”，他想回北京，想继续唱他的京剧，想把没描完的脸谱描完，想把没读完的课本读完。
可他知道，现在这些都只是奢望。
他坐在床沿上，不知道坐了多久，首到窗外的天渐渐暗了下来，屋里的光线越来越弱，他才慢慢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掀开一点窗纸，往外望去。
屯子里的烟囱冒出的烟越来越多，渐渐连成一片，笼罩在屯子上空，像是一层薄薄的雾。
远处传来了收工的钟声，“当——当——当——”，声音浑厚，在空旷的田野里回荡。
其他知青应该快回来了。
陈知远转过身，又看了看床头的箱子，心里忽然有了一个念头——不管在这里多苦多累，他都要保护好这些唱片，保护好这最后一点念想，保护好心里那点对京剧的热爱。
就算不能在台上唱，就算只能在心里哼，他也不能让这火苗熄灭。
他走到床边，把箱子放在枕头旁边，用被子盖住一角，像是在守护一个秘密。
然后，他坐在床沿上，等着其他知青回来，等着开始他在红星屯的第一个夜晚。
窗外的风还在刮，可他心里，却好像有了一点微弱的暖意——那暖意，来自怀里的箱子，来自父亲的叮嘱，来自心里那点没被磨灭的，对未来的期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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